（芝加哥時報訊）清代的蒲松齡寫過一篇小說《賈奉雉》，對“八股文”進行了一番辛辣的諷刺。

賈奉雉是甘肅平涼的讀書人，在當地才名冠絕一時，但因為不懂作八股文的訣竅，科舉考試總是考不中。

有個人聽說後，找到賈奉雉，告訴他，可以在爛文章中摘取些空洞俗套的句子，拼湊成考場作文。這人還說：“天下之事，有時踮起腳、仰著頭，努力去爭取反而得不到好結果，俯首去拾取就容易得多。你還不明白嗎？”

賈奉雉聽從他的建議，用這個方法在考場上作答，寫出的八股文跟開玩笑似的，竟然中了第一名。

後來，賈奉雉每次想起自己寫的這篇答卷，卻一讀一身汗，感到“以金盆玉碗貯狗矢，真無顏出見同人”，羞愧得只想隱居山林，連功名都不要了。

八股文這玩意兒，真的就這麼一無是處嗎？

01
八股文，是明清科舉考試主要的考試內容之一。

當時，參加鄉試、會試的考生，在考試過程中通常需要寫3篇八股文，因此，常有人將明清時期的科舉考試稱為“八股取士”。

關於八股取士確立的時間，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

這是說，八股文的考試形式確立於明憲宗成化年間（1465年—1487年）。

實際上，八股文這種文章格式在之前的科舉考試中就已經出現。

明太祖朱元璋一統天下後，劉基等官員擬定科舉制度的相關規定，將考試範文呈上去給朱元璋看。

朱元璋看到這些反復採用分股對偶的文章，可能心生厭煩，生氣地說：“何故說了又說！”

但作為平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深知，若要使國家穩定，一定要控制讀書人的思想，實行文化專制。於是，他打下江山後，很快頒布詔書，提出“非科舉者，毋得與官”，使天下讀書人對科舉考試趨之若鶩。

他與劉基等人在制定考試內容時借鑒了宋代的“經義”，即《明史·選舉志》說的，使“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顧炎武認為，“股”就是指文句要用比偶，所以也有人稱其為“八比文”，乍聽起來還有點洋氣。

從洪武年間探花黃子澄留下的會試卷可知，明朝初年已經有考生採用“八股文”的形式作答。

黃子澄的這篇題目叫《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出自《論語·季氏》。他作的文章多用比偶，有破題、承題、起講等部分，具備八股文的特點。文中大都是歌頌大明天子的詞句：“主聖而明，臣賢而良，朝臣有穆皇之美也；治隆於上，俗美於下，海宇皆熙皞之休也……”

黃子澄憑借這篇文章考中會試第一。據說，到了殿試時，黃子澄一時緊張，明太祖問他年齡，他先是答36歲，再問他是哪年出生，黃子澄竟然慌得說不出話來。朱元璋就把他從第一名改成第三名。

黃子澄後來成了建文帝的心腹大臣，為削藩提過不少建議，結果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奪走了皇位。擅長寫八股文的黃子澄倒是很硬氣，他面對朱棣的審訊，抗辨不屈，最後被處以磔刑（即肢解）而死。

不過，在成化以前，明朝科舉考生寫經義文章“或對或散，初無定式”，既可以寫成明太祖創制的八股文，也可以寫成其他較為自由的格式，只要寫得好，都有考中的希望。

成化年間，明憲宗正式將八股文作為固定的考場文體，使此後考官評閱試卷，必須先看是否符合格律嚴密、組織完整的八股文格式，再看內容，只要不符合格式，都判定為不合格。

從此，八股文就成了控制文人思想的工具，讀書人不僅被儒家思想、孔孟之道束縛，還被困在八股文的囚牢里，把大半生的精力都放在學寫八股文上。

讀書人為了考取功名，一般從小就要誦讀四書五經，學作八股文。

很多人整天埋頭學寫八股文，兩耳不聞窗外事，對民間疾苦和天下形勢一無所知，不僅消磨了大把時光，最後還導致“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國家內憂外患，給了外敵可乘之機。

顧炎武說：“八股之害，甚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他認為，科舉考試應該用經史和當世之務取代八股文。

但是，清朝入主中原後，採用“拿來主義”，仍然延續了明朝八股取士的形式，且更加文辭空洞、枯燥乏味。

《清史稿》記載：“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謂之’制義’。”

如此一來，八股文就像另一種“文字獄”，有效地鉗制了文人的思想。

若從明太祖將八股文作為科舉考試內容算起，直到清末廢八股，八股取士在中國實行了五百多年。

02
八股文難不倒學霸，而他們之中有不少人十分鄙視八股文。

明代大才子唐寅（字伯虎）就說：“若閉戶經年，取解首如運掌耳。”

唐伯虎這句話，一方面說明他才華出眾。人家確實有狂的資本，說完此話沒多久，唐伯虎就考中了應天府鄉試第一（解元），只是後來進京，被捲入徐經科場舞弊案，才無奈地終結了科舉生涯。

另一方面也說明，寫作八股文確實不需要太大的學問，對於唐伯虎這樣的才子，一年的備考時間就夠了。

八股文的形式有嚴格的規定，一般由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出題、中股、後股、束股、收結等部分組成。其中，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四個部分要用排比、對偶而相對成文的兩股文字組成，故合稱“八股”。

每篇八股文有字數限制。明朝時五經文（儒家“五經”《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的題目）以五百字為滿篇，四書文（“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的題目）以三百字為滿篇，清康熙時四書文要寫滿六百字，乾隆以後增到七百字。

八股文的題目出自儒家典籍“四書五經”，標準教材是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等，考試不僅對形式要求嚴格，對內容也要求苛刻。

考生在寫作時，不能隨意發表自己的看法，更不能有任何離經叛道的想法，文章要“代聖賢立言”，也就是模仿古人的口吻，內容上一定要體現儒家先賢的思想。

對此，八股文研究專家王凱符用《論語·里仁》中的“父母在，不遠游”舉例。

王凱符說，明清的士子如果考到這個題，就要從儒家提倡的“孝道”“養親”“慎終”等方面入手做文章，任意發揮就是唱反調。

因為明朝推崇的朱熹朱聖人對這句話的解釋是：“遠游，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

科舉考生只能閉門讀書，戴著腳鐐跳舞，而不能像打辯論一定要找個理由來反駁先賢們。

反正你非要槓，就是“自毀前程”。

明清時期的學校教育也重在八股文，不讓學生學寫其他文章。幼童從對對子之類的基本功練起，朗誦著《聲律啓蒙》中“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的句子，長大一點後便是誦讀四書五經，再之後由老師講解朱熹對四書的注釋。

打完基本功後，就可以學寫八股文，一般先學“破題”，然後是“承題”“起講”等，最後再寫完整形式的八股文章。

學生如果不好好學八股，還琢磨著詩詞歌賦，便是“不務正業”。

明弘治年間有個大學士叫劉健，一生從事伊洛之學，追慕程朱遺風。這個老爺子也很狂，狂到看不起李白、杜甫。他經常對年輕人說：“好笑後生輩，才得科第，卻去學作詩。作詩何用？好是李、杜，李杜也只是兩個醉漢。撇下許多好人不學，卻去學醉漢。”

但是，“詩仙”李白能寫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欺強而不凌弱，一身文人傲骨；“詩聖”杜甫能寫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他人微言輕，心中卻裝著天下萬民。

而那些只會寫八股文的老學究們留下了什麼？

明末清初另一位批判八股文的思想家王夫之，專門寫了一部《夕堂永日緒論外編》，揭露八股文的荒謬，說崇尚八股文的科舉考生“皆束書不觀，無可見長。則以撮弄之具為巧，嬌吟蹇吃，恥笑俱忘”。

罵八股文的王夫之，跟隨永歷帝舉兵抗清，南明亡後歸隱林泉，著書立說，終身沒有剃發。

寫八股文的高官名儒，有不少卻拜倒在了清軍的鐵騎下，帶頭向新來的統治者下跪。

03
可以說，世間的很多考試制度都是絕對公平與相對公平的矛盾統一體。

明清八股取士，使科舉考試有了一個固定的考試項目，為士子們提供公平的競爭機會，他們可以通過寒窗苦讀來實現自己的抱負，完成階層躍升。

但是，八股取士也存在很多缺點，其過多講求格式、思想統一，不重視文章的實際內容，有的人平日里下筆如有神，卻始終得不到考官的眷顧，所謂“文章雖好，難入試官眼”，說的就是這些才智出眾卻名落孫山的士子。

隨著八股文的弊端逐漸暴露，在近代以前，就已經出現廢除八股的提議。

清乾隆年間，兵部侍郎舒赫德上書，提出取消八股文：“科舉之制，憑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今之時文，則徒空言而不適於用。”

舒赫德的憂慮不無道理，卻遭到了以軍機大臣鄂爾泰為首的“頑固派”的反對。

朝廷把舒赫德的奏章發給禮部議復，禮部給出的反駁也十分有力，大致意思是說，你說八股文“皆空言抄襲而無用”，但明清以來，國家的棟梁之才大多是通過這個途徑產生，他們都讀孔孟，都寫八股文，在歷史上做了許多貢獻，你如今不反思如何輓救“末流之失”，轉而追究“作法之源”，這難道不是你的過錯嗎？

於是，這場辯論以頑固派勝利告終，舒赫德的建議不被採納，清朝繼續用八股文選拔人才。

在歷史上，通過八股取士選拔出來的官員，有些人接受了儒家傳統思想的熏陶，在國家危難之際挺身而出，忠君愛國。明末有史可法、張煌言、堵胤錫等名臣，堅貞不屈，以死效國。清軍入關時，在對付他們時遇到了不少麻煩，也知道了用思想武裝自己的讀書人有多麼頑強。

八股文考卷

但鄂爾泰的說法就有些耐人尋味了。

支持八股文的頑固派鄂爾泰在這場辯論中說：“非不知八股為無用，特以牢籠人才，驅策英才，其術莫善於此。”

這是說，我們並非不知道八股文沒有實用價值，但用它來控制讀書人，好用呀！

一語道破了清朝當權者內心的想法。

鄂爾泰等人還將八股文存在的缺點歸因於“奸邪之人”和“迂懦之士”，說是這些人敗壞了八股取士的名聲。

然而，在八股取士的制度下，讀書人大都貪圖功名官位，只讀四書五經，只學八股文，不過問其他知識，表面上看文縐縐，實際上都是井底之蛙，於是有了太多像文學作品里範進、孔乙己之類的腐儒。

可以說，鄂爾泰之流口中的“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身就是八股取士的產物，他們卻把八股文的沒落歸根於這些人，實乃本末倒置，顛倒黑白。

罵歸罵，考歸考。不喜歡八股文的人多了去了，最後還不是得捧起聖賢書來讀。

晚清的曾國藩就是一個不喜八股的人，但為了仕途，他考舉人、進士都考了幾次，發揚屢敗屢戰的精神，才成功躋身朝堂，後來機緣巧合下到地方辦團練，拉起一支湘軍，掃平太平天國，成為一代名臣。

曾國藩卻在家書中對兒子說，八股文、試帖詩之類的，“盡可不看不作”，“實無益也”。

在追求功名的道路上，曾國藩對八股要說一句“真香”，他寫的八股文也頗有古文風采，但該罵的時候還是要罵。

04
近代以來，罵八股文的主要有兩撥人。

晚清的學者，雖有不少人是科舉考試出身，但有的人痛惡朝政昏暗、列強侵凌，於是痛罵腐朽的八股文，號召廢除科舉。

辛亥革命後，中國教育制度得到發展，反帝反封建的聲浪一陣高過一陣，八股文作為科舉餘孽，常常被批判，如過街老鼠。

戊戌變法的領袖康有為，正是八股文的反對者。

不過，作為一個攻讀經史多年的的讀書人，康有為也在科舉的獨木橋上折騰了很多年，著名的“公車上書”就發生在進京應試的路上。

後來康梁變法要求廢八股時，有個以衛道士自居的守舊派就抓住康有為苦學八股文多年的把柄，進行譏諷。康有為很沒面子，只好把責任推給母親，說自己是受了老母親之命，才苦練八股，考取功名，把吃瓜群眾都逗樂了。

戊戌變法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廢八股，改科舉，辦學堂。

康有為寫了《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折》，指出八股文的種種危害，說：“今變法之道萬千，而莫急於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於改科舉；今學校未成，科舉之法，未能驟廢，則莫先於廢棄八股矣。”

他接著說：“諸生荒廢群經，惟讀四書，謝絕學問，惟事八股，於二千年之文學掃地無用，束閣不讀矣。”

在康有為看來，沈迷八股文的人連經義都忘了，從童年到白首，都只會依照節拍吟誦，寫起文章來，像是俳優塗脂抹粉、登台唱戲，不過是閉目塞聽的庸才，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割地敗兵，都是八股文害的。

康有為有些誇張地表示，這些八股做題家，甚至“不知司馬遷、範仲淹為何代人，漢祖、唐宗為何朝帝者。若問以亞非之輿地、歐美之政學，張口瞪目，不知何語矣”！

儘管百日維新轉瞬即逝，但康有為的猛烈一擊打中了八股文的要害，在朝野上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八股文被正式廢除，科舉改考策論。四年後，就連八股文依附的科舉制度也走到了盡頭。

清末，有個自號“有味齋主人”的教培達人，編了《增廣大題文府》，收錄八股文一萬多篇，規模之大、用心之苦，堪稱空前絕後。他在序文中說，希望這部書能永遠地流傳下去，“上以力追乎作者殘膏剩馥，下以沾丐乎後人”。

在新思潮的衝擊下，不到幾年時間，存在五百多年的八股文便煙消雲散，被掃入歷史的塵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