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時報訊）如果我们仅看现在的美国，不得不说是很难将以“自由、开放”标榜的国度与清教这样一个带着严肃冷漠标签的宗教教派联系在一起的。

新大陆被发现后，欧洲的客人拿着武器不断造访。在大西洋西岸的大陆飞速变化的同时，大西洋东岸的大陆也在日新月异不断发展变化着。路德打响的宗教改革战争使欧洲的宗教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英国，这个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这个走在最前端的国家，这个未来对美利坚产生不可磨灭印迹的国家，为了摆脱罗马天主教廷的统治，建立了新教圣公会。
然而，这个新生的教派，本质仍是基督教，天主教的许多仪式仍然存在。爱德华六世的改革虽然在教义上有所发展，但却保留了大量的旧礼仪，引发不满。
而继位的天主教女王玛丽对新教的打击，中庸派女王伊丽莎白，都让新教徒看不到希望。天主教徒称这些早期英格兰教会中的极端新教徒为“清教徒”。很难想象，有许多大英帝国的殖民者是为了宗教自由而来到新大陆。
1620年，“五月花”号的“朝圣者”为普利茅斯带来了立约自治和依法自治的政治原则；十年后，一批更有组织有理想有纲领的清教徒在马萨诸塞州建立了“新英格兰模式”，从此奠定了美国文明的基础。
▌清教遗产：乌托邦理想与实用主义理念
20世纪20年代，在学者中出现了对清教道德的指控，称其狂热、伪善、假斯文、装虔诚等等。美国的雏形是一个政治上政教合一的独立殖民地，第一代殖民者来到这个上帝应许给他们的新迦南，希望建立“山巅之城”“世上的光”，建立最圣洁的教会和政府。
教会不是作为精神依托而存在，而是这个地区的政权本身，形式上的政府是为它服务的壳子。最初支持这个地区工作生活运转的不是既定的条文法令，而是《圣经》。可以说，上帝的道德观支配着这个国度。
可是无法否认的是，美国清教徒的宗教观“与现代科学相容”。作为一派宗教体系，清教徒并不拒绝生物学、物理学、地理学等科学，这种注重实用的理性，似乎与清教徒被指控的狂热面貌不相符。
欧洲人是如何看待因不算光彩的历史而文化相似的大洋彼岸的美国的呢？
法国社会学家让·波德里亚在其游记《美国》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其道德观念，在这个实现了的乌托邦社会，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宗教已经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在日常生活中，美国人也有对道德的着魔。
而这种道德，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中，他们更接近于十八世纪的思想模式，也就是乌托邦思想和实用主义，而不是那些被法国大革命所强加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的东西。
作为欧洲人，让·波德里亚毫不避讳地直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负产品。如同现在寻找中国的传统中原文化需要去南方的客家，英国的清教文化也需要到美国寻找。
美国的清教因为大西洋而没有被发展的历史革命改变，反而呈现出一种停滞。这样的来自欧洲而因为特殊原因又不同于发展着的欧洲的文化，于是也有不少欧洲学者因其“滞后性”指责美国人的历史天真性和道德伪善性。
当然无法否认，各种国际利益关系与矛盾，对他国的评价也许存在着主观性。但我们还能够看到，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论争时期，也有许多美国学者对清教道德进行诟，但之后的学者对其观点不苟同。而这样的指控清教道德观潮流，可以说是美国的“欧洲化”趋势的开始。
▌清教伦理催生资本主义精神
美国的诞生与欧洲的商业经济脱不开关系，美国也很好地融入了世界资本体系。有许多学者认为清教作为意识形态对其有促进作用。
清教的道德追求与现在我们还能够看到的美国人的商业伦理不谋而合。加尔文教义的严谨认真，反对过度享乐以及不必要的铺张奢侈，但不排斥肉体快感和感官享受，以非常现实的态度面对生活上的与教义冲突之处。
著名清教学者艾弗里·爱默生认为“清教徒的世界观，尤其适合发展资本主义与民主”。
清教徒大多是务实主义者，而他们在北美的一系列创造，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漫长封建欧洲社会的发展经验。因为历史原因，美国没有封建时代，直接进入了现代社会。这个社会的建立者大多数是手工业者和商人。
另一方面，清教徒在登上开向大洋彼岸的船时，想的不仅仅是去新大陆，更是前往上帝赐给他们的“新迦南”，并负有建立“山巅之城”的使命。
这就使欧洲与北美有着一个更大的不同：欧洲是将现实总结为思想，北美是将思想实践为现实。自然，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有这个明确的方向，加之清教徒的不懈努力，以及国内国际环境影响，美国的资本主义精神大力发展。
▌美国民主的前身
美国的民主与政府永远是讨论美国的经典话题。本文主要涉及清教与民主的关系，这也是一个争论不纷的问题。这里就论及美国民主的前身——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早期民主政治雏形。
“任何政体的创立必然包含着某种政治理念。”就这群为了宗教自由冒死离开家乡的虔诚的清教徒而言，比起建立一个政府，他们更加热衷创建他们梦寐以求的“纯洁的教会”。可以说，新英格兰的政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宗教信仰。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英国清教的宗教组织形式是“长老会”。长老会是一个由基层小会到中会、大会、总会得自下而上的逐级组织，具有民主代议性质。
不仅如此，长老会的入会要求并不严格，对所有信徒开放，无严重劣迹者皆可入会，不必审批。而这样的教会是无法让虔诚纯洁的清教徒满意的，这样天主教式的金字塔教会结构与混杂的教会人员都是他们诟病的。
不难发现，长老会具有民主议会的影子。但是，在无皇室无世袭贵族的新大陆这张白纸上的民主斗争似乎也并不容易。
新英格兰的移民们首先建立的是他们理想中的教会。他们在北美实现了地方教会自治和会员制。信徒可以自行组织教会，各教会间彼此独立自主，没有上级教会。但是，为了教会的纯洁，这样自由的宗教生活对成员的信仰要求很高。
基于对教会的认识他们发展出对于社会群体乃至政府的认识。新政府的建立历经波折。马萨诸塞政府的合法性来自英国国王，而其前身是马萨诸塞海湾公司。

相比起其他的殖民公司，马萨诸塞海湾公司可以说是一次“彻底的出走”，将总部也迁移到北美，英国对其控制力度减小。在这个自由的环境下，实现一些在英国实现不了的理性可能性则提高了很多。
首先，他们无视了英国的规定，扩大了自由民的范围。五分之一的人口参与选举，几乎包括了当时除仆人外的全部成年男性。这个比例是相当可观的，远超英国的选举权比例。
但是，清教移民崇奉的加尔文有这样的政治理念：“由于人的罪恶和欠缺，使政权操于许多人之手，乃较为稳妥，他们好彼此帮助、教导、规劝。这样，倘若有人越权，别人就可以监察并约束他的野心。”
另一方面，平等自由的宗教生活也让人们形成了敏感的自由观。“无代表不纳税”的抗税起义永远是人民反抗的潮流之选。人民的权利进一步扩大，但人民的权利也只能到官员选举。
宗教派也许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对世俗权威的蔑视，而对于如此虔诚的清教徒而言，政府的组成是为了上帝，政府产生于人民的世俗契约，官员的权威也不值得畏惧。自由民在独立后得到了立法权，希冀以立法控制政府，预防专权。
其中的突出官员，约翰·温思罗普，一位地位崇高能力出众的官员因人民“怕形成官员的终生制”而没能继续连任。
《自由权法》的出现，“新英格兰模式”得到了确认。上帝的话依旧是不变的蓝本，政府和教会的关系，人民的权利，都得到了确认。新大陆的政府权利也就在这摇篮时被人民捆绑起来，为其后所谓“有限政府”。
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清教徒的国度从《圣经》的桎梏中走出来，开始接受民主，并成为近代民主典范。
▌美国精神与美国特性：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义
现在的许多学者对文化、精神等意识形态的分类从地域角度划分，美国就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地域。追寻美国的清教文化，也能够发现不少现在美国精神的祖先：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勤奋、严谨、自立、约定精神等等。
有学者更是直言在整个美国文化遗产以及构成‘美国特性’的复杂品性中，都有清教的踪迹。直到现在，美国精神一直是世俗化的清教的精髓。
宗教改革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宗教基础从教会转移到信徒个人，清教在这样的基础上提高了个人的地位。
不仅如此，清教徒着重强调上帝的权威与人的罪恶堕落，人人皆罪人，大家在宗教上是一样的。宗教生活的独立促进了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义。
北美殖民地的前身几乎都是商业公司，本身就带有商业的契约性，而清教移民身上的契约精神更加丰富。人们笃信“恩典圣约”、“教会之约”与“公民之约”，也就是这三个约组成了新英格兰的社会，成为美国雏形。清教移民与上帝定下约定，前往北美建立“山巅之城”；人民与统治者定下约定，建立政府。这种“约”的概念被刻写在美国的骨髓里。
“欧洲具有批判力和宗教性的秘传哲学，在新大陆转变成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公共哲学。”美国的务实精神可以从清教教义中找到基因。
清教徒崇奉“知行合一”的实践观。另一方面，这也许也与生产条件有关。清教移民登上新大陆后，生存环境并不乐观。面对求生欲与陌生的自然环境，开拓者不得不踏踏实实努力工作。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清教的优秀道德精神买账，一方面存在“代沟”，另一方面确实是其本身有缺陷。
范·怀克·布鲁克斯的《清教徒的酒》中利用酒的比喻，“你们将旧酒装进了新瓶，当发生爆炸时，香气散发进入空气，而酒则撒到地上。香气，或称理想，变成了超验主义，而酒，或称现实，变成了商业主义。”
20世纪初的美国灯红酒绿，华灯初上，正是经济繁荣时期。现代生活方式与过去的清教主义思想有难以兼容之处。而新美国人也力求摆脱传统的影响，渴望“自己的美国”，对清教大力抨击。这场文化论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美国的价值取向，也是清教主义与现代生活方式的一次相争相融。
▌美国理想与乌托邦主义
清教徒自负使命而来，建立“山巅之城”，这是最初的美国理想。而我们今天来看，应当是失败了的。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美国的发展趋势变化逐渐脱离轨道，但又从今天来看，未必是一个坏的结果，也未必是最初理想的完全失败。
让·波德里亚在其书《美国》中极力突显美国的“沙漠化”。沙漠有什么特征？广阔，流动，虚幻，死亡气息。他把美国视为“未来社会的终结”，也称其为“现存的唯一的原始社会”。
从欧洲人的角度看，美国又是一个“实现了的乌托邦”。它是其他人一切梦想的实现，包括正义、富庶、法治、财产、自由。欧洲人将现实总结为理念，美国人将理念实践为现实。另外，相对于经历了十九世纪的革命的欧洲，受大西洋隔离的美国确实是个“古代社会”。
由于迁徙的历史，美国对于起源问题的探索没那么深究。美国是启蒙时代的人们建造的，没有受到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这样跳跃式的发展形成了美国独特的社会。
美国是现代性的原始版本，而我们是配了音或加了字幕的版本。新大陆从零开始的创造条件也完全不同于母国。我们缺少他们的灵魂和胆量，这种灵魂和胆量可以被称之为文化的零度，无文化的力量。
▌清教的“消失”：美国的宗教改革
路德在德国打响了宗教改革的第一枪，而英国的新教则是偏向加尔文主义。这样一群分离派的清教徒在他们的国度成为了他们自己口中的恶人——禁止不同宗教信仰。他们狂热崇拜《圣经》，在这个政教合一的政权下独尊。
物极必反，在英国受宗教压迫，出现了出走的移民；在新大陆受宗教压迫，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美国的路德，罗杰·威廉斯，美国争取宗教自由的第一人，这个宗教改革家，也选择了出走新殖民地普罗维登斯，并在这里进行了社会改革。威廉斯采取了地方自治、公民表决、频繁选举、自由联合、法律质疑等措施，比起马萨诸塞的精英政治更加具有民主性。他著名的《镇压良心的血腥教条》也被成为美国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出走的威廉斯仅仅只是一个信号。出生在新大陆的二代移民与其父母有了代沟，而这代沟是对于政教合一的新英格兰地区的致命打击的宗教方面。越来越少的人能够通过严格的教会成员审批制度，教会外的人民越来越多，阶级矛盾开始尖锐。
为了社会的稳定，考虑务实的教会不得已做出了改革，出现了“半约”。“半约”的出现，也是清教被拉下圣坛的开始，清教徒的理想破灭。政府开始与宗教分离，直到独立战争确定政教分离原则。
也许从美国这个国家的经历来看，宗教支配政府似乎是注定失败的，最起码在近代社会模式下行不通。而饱受压迫的人们无境止地探索创新，为了自由而出走。清教是一个已经逝去的历史，也是深埋在美国土地下的永恒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