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時報訊） 小笼包——
食物是与另一种文化发生联结的最简单方式
让沈恺伟走入更多人视野的事情，是他写下《上海小笼包指南》。与美食家单纯品评口感不同，沈恺伟用一种更为严谨的定量方法研究上海人的这种日常吃食。在书里，他写：“我有了个愚蠢的念头，这是阅读和过度思考的结果，也出于我想研究一些东西以免沉沦的渴望。”

他从一个冬日开始，在别人大快朵颐时，小心翼翼地测量着每一只小笼包：“面皮的厚度、肉馅的重量、汤汁的重量，以及每只小笼包的总重量。”18个月的时间，他用这种出其不意的方式测评了52家店的数百只小笼包，总重量超7公斤。
指南问世后，沈恺伟有了新的称谓——“痴迷小笼包的老外”。媒体竞相采访他，老字号餐厅的负责人还希望招聘他，以帮助公司开发新口味。那一年，是沈恺伟在上海生活的第10年。公众把目光投到他的身上，使得他产生了“被接纳，还出名了”的感觉。
自那往后，这种感觉时常出现。接受采访时，他的新书发布会刚结束不久。他说：“在那里，也让我有‘被接纳’的感觉。我享受这种能用中文和其他与我同居在这座城市的人分享故事的感觉。”
测量小笼包是个起始，尔后，沈恺伟以食物为切口，寻找了更多精彩的故事。他去过西双版纳，在原始森林公园中尝孔雀汤，以及观看烹饪孔雀的技艺；他在上海嘉定的市郊农场，见识过“以其致密的大理石纹、高脂肪含量而闻名于世”的梅山猪；在新疆沙漠，他与中国最大的驼奶集团的创始人一同享受鱼宴，并且比拼白酒的酒量；他还会因为好奇，跑到上海郊区参观鸡精工厂……
他始终记得，自己因美食而来到中国，而这些食物，是他“拥有过的每段关系的基础”，也是“推动他度过每一天的动力”。在他看来，食物是与另一种文化发生联结的最简单的方式，也是分享一种文化最简单的方式。“我们都要吃，我们都必须吃，我们都对我们吃什么有很多想法，我们也都有很多与吃相关的经历。”
在四川话里，有个与吃相关的名词——“洋盘”。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四川农村家里盛菜多用碗，盘子一般在餐馆中才会使用。正是因为有这层含义，人们后来又将“洋盘”作为形容词，表示洋气、时髦。而在吴语中，它泛指对都市事物缺乏经验的人，抑或外行。
“洋盘”也被沈恺伟作为自己第一本书的名字。他说：“我就是一个‘洋盘’，一个外国‘洋盘’。这是一种自嘲的方式，我不想假装自己是某个方面的专家，不管是饮食方面，还是对中国的了解，或者写作方面。”

共享——
普通人总是被忽视、被低估
在上海，沈恺伟总共租住过两处房子。前一处，他与前妻——也是早先的女友——共同生活；后一处，他独居。无论哪个，“所居住的环境都非常受限，尤其是你的个人空间和隐私会被压缩到最小”。
“（在那样的情况下）不得不和邻居共享厨房、浴室、走廊，这些都要求你学会与人灵活相处，或者至少要学会不总是与人发生争执。”在与人打交道这方面，沈恺伟倒是有自己的心得。沈恺伟说：“我对他人以及他人的生活很感兴趣，也好奇这些会如何影响我的生活。”
在他笔下，有两位阿姨，别称都带着前缀：一个是水果，一个是饮料。
“牛油果阿姨”叫姜勤，南通人，是一家蔬果店的老板。“她很会做买卖，也善于为顾客觅到特殊商品。”十多年前，牛油果在上海是罕见商品，但姜勤能在一位外国顾客询问后，果断地去进货。
起初，她按成本价出售，只为展示自己这里拥有这种彰显青春与健康的水果。顾客日渐增多后，她适当提价，如今每天能卖出几百个牛油果。此外，她的店里还有新鲜罗勒、松子、帕尔马干酪，等等。沈恺伟在《洋盘》里点出了她的特质：“开放的理念、尝试新食材的魄力。”
另外一位是“啤酒阿姨”，她是沈恺伟和女友Tse在散步时遇到的。她叫张银娣，爱喝啤酒，开了一家便利店。店里有许多款啤酒，有些沈恺伟连见都没见过。交谈过后，他了解到，张银娣卖的啤酒都是自己想喝的，店里的每一款啤酒，她都喝过。她不在乎销量，“就算没人买，自己总归要喝的”。
沈恺伟写了篇关于“啤酒阿姨”的文章，发在微信公众号上，一天不到就有了20万次阅读量。就这样，“啤酒阿姨”红了。这个别称也成了张银娣的店名，在原有的店之外，她还开了分店。有人说这是沈恺伟的功劳，但他在《洋盘》里写：“这一切都归功于她自己。”
类似的鲜活人物，还有手工铁锅匠、拉面师傅，不一而足。这些普通人的经历，总能引起沈恺伟的兴趣。问及原因，他说：“在我做了10年厨师之后，我也非常赞赏工人阶层。我认为普通人总是被忽视、被低估。”
沈恺伟非常喜欢看街头或露天场所的人们的生活。

家族——
百年前的历史，也让他更好地认识了自己
时间依旧要回到2006年，沈恺伟的家人来中国旅行，父母和姐姐与他同游。他们一起走过上海外滩，到访西安兵马俑，还去了北京。在北京，妈妈提到了一个目的地——“她家”的教堂，还顺带讲了一个沈恺伟此前未曾听闻的故事。
故事要追溯到1867年，海勒姆·哈里森·洛瑞在基督教会学校毕业后，被派往福州传教，妻子也跟随他从纽约到了中国。1869年，二人又抵达北京，建立了卫理公会在中国华北的第一个传教所。
“洛瑞在中国一待就是50多年，为当时贫穷的中国人建了学校、教堂和医院，还担任了汇文书院（经由复杂的演变，这所书院先是被纳入燕京大学，再被纳入当今名校北京大学）的院长。”这一家人留下的遗业，就包括亚斯立堂（现在的基督教会崇文门堂）和现在的同仁医院。
那时，沈恺伟对这段历史仅限于初步了解。他说，那时的想法是“我的家庭并不算亲密，所以了解它的历史并不是非常重要”。直到写作《洋盘》，他才从真正意义上对自己的家族产生兴趣。
沈恺伟每天工作12小时，在日记与文献中打捞遗迹。查阅的资料越丰富，就会有越多的细节触动他。他举了个例子：“感动我的是，传教士往往生活在一个对他们充满敌意的国家——甚至会遇到生命危险，但他们因为强大而重要的使命选择留下。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奉献——不论你如何看待这些传教士。和他们遇到的困难相比，我的问题显得非常愚蠢。”
百年前的历史，也让沈恺伟更好地认识了自己——尽管在异国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但他从未背上这些负累。时间一晃而过，沈恺伟在这片土地也生活了近20年。思考起自己的变化，他说：“我变得更成熟，也相对更灵活、更保守、更专注。我对差异更加宽容，也对他人和自己更富同理心。”
但他不是很明晰，这其中“有多少是因为年龄增长了，有多少是受中国人的影响，又有多少是因为他是个美国人”。但他并不在意，因为他就是由各种经历混合、塑造而成的。在《洋盘》的作者简介中，他写了许多，有的是身份，有的是标签，还有的是某种生活状态：
“一个‘最懂上海小笼包’的外国人，一个曾经计划做世界公民却在上海停留了十八年的人。一个沉迷食物与写作的人。一个愿意花十年时间寻找一位手工铁锅匠的人。一个特别的人。不卷。不常常高兴。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地域没有限制他。金钱也没有。一个我们的同类。一个和中国有着深入连接的人。一个爱上海的人。”
采访末尾，他说：“我想度过有趣的一生。我是那种很容易兴奋，也很容易无聊的人。我需要赚钱，来支持自己去做我认为重要的事情。”回答完，他在这句话的后面，又补了一句：“而这些事情往往都不赚钱。”